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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简介

时间:2019-09-07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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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813年1—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祖辈迁荥阳(今河南郑州)。

  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占廿二首,数量位列第四。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荥阳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荥阳病故。

  李商隐一直笃信佛教,曾入山与僧人同宿,寓居禅院参禅,路经湖南药山曾拜访禅师。851年妻子过世,李商隐深受打击,自此更崇信佛教。

  他拜高僧知玄为师,有意为佛经刻石以修行功德,祈求从佛法得到解脱,即使舍身也在所不辞。他感叹自己浮沉于现实世界,佛教使他反省为爱憎执著的愚蠢。现存李商隐诗歌中,有5%与佛教有关。

  李商隐一生纠缠于政治斗争,与大量的恋爱痛苦中,养成感伤抑郁的性格。作品中多讽刺意味,大半借托史事,寄其吊古伤今之意。

  其爱情诗手腕高妙,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叶嘉莹认为李义山的诗感受精微锐敏、心意窈眇幽微,足以透出于现实之外而深入于某一属于心灵之梦幻的境界。

  李商隐(八一二-八五八),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开成二年(八三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补宏农尉。年轻时即以文才受令狐楚的赏识,可是李商隐却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之女结婚。当时牛李党争正在尖锐时期,令狐楚是牛党,王茂元则是与李党有关。宣宗即位以后,牛党当权,令狐楚儿子当了宰相,打击一切与李党有关的人,从此李商隐一直被压抑而抬不起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

  李商隐是唐朝一位有着独特成就,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大家的评价又极为分歧的诗人。他的诗,有的是直接对时事政治表示态度的;有的是托古讽今,歌咏历史题材;有的是抒写友朋生死之情的;有的是感伤身世之作,而人们最熟悉的则是他的爱情诗。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多愁善感和繁博的事象及复杂的意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像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琉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绣织丽字,镶嵌典故,包藏细密,意境朦胧,对诗的艺术形式发展有重大贡献。著有《玉溪生诗》。

  2007-11-29展开全部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他的原籍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荥阳(今河南郑州)。他的高祖、曾祖以下几代曾做过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的下级官员。

  唐宪宗元和八年(812),李商隐诞生在父亲李嗣的任所。那时,他的父亲是获嘉(在今河南)县令。就在他三岁时,李嗣被罢了官,流落到浙江一带做幕僚。李商隐随着父亲在江南度过了他的童年。此时的他自然不会想到,尽管他以后的才华和名气都比父亲高出许多,但是,在前面等着他的,依然是父亲的这种漂泊、清苦的幕僚生涯。

  十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于浙江幕府,李商隐陪同母亲扶丧回到了河南郑州。低级幕僚的生活原本就不富裕,加上兄弟姐妹众多,孤儿寡母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后来他在《祭裴氏姊文》里回忆当时的处境说:“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两年后,李商隐全家迁往东都洛阳。作为长子的李商隐不得不帮助母亲挑起养家的重担,幼小的他常常给人抄书或者服役来赚取一点点微薄的口粮。

  幸好,在洛阳期间,他的一位学养颇高的堂叔时常教授他经书与文章,早熟的商隐迫切地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攻读。他渴望通过科举摆脱困境,渴望大展宏图,重振家门;可惜的是,他虽然为之痛苦地奋斗了一生,家境最终也没能得到太大的改善。在堂叔的严格要求下,李商隐在古文、诗歌、书法等各方面皆有所成,十六岁时,他凭着《才论》和《圣论》两篇古文崭露头角,在洛阳小有名气。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少年才俊的李商隐结识了担任洛阳东都留守的令狐楚。令狐楚不仅聘用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年轻人入幕做巡官,而且还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令狐交游,并亲自教授李商隐写作骈文,待之如子。

  令狐楚是进士出身的将领,也是著名的骈体奏章写作大家。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李商隐很快由长于古文写作变为骈文写作的高手,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有着重大的影响,也成为他日后的主要谋生手段。李商隐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各地幕府供职,而幕僚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幕主草拟奏章。

  早期流落困顿的生活终于结束了。随后的几年里,李商隐忙着读书、科考、交游、恋爱,踌躇满志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大和六年(832),二十岁的李商隐第一次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但没有考上。这一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辞去幕职,到华州(今陕西华县)投靠任华州刺史的从表叔崔戎。第二年,李商隐再次应试,又再次落榜。当时崔戎已调往兖州(今山东兖州),落榜后的李商隐又回到了表叔那里,掌管文书奏章,得到崔戎的器重。可惜的是,崔戎不久暴病身亡,李商隐再次失去依托。

  大和九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事变”,宦官仇士良大批逐杀朝官,时局混乱,仕进之途受阻,李商隐便跑到河南济源县的玉阳山、王屋山一带学道去了。道教是唐朝的国教,势力很大。当时一些文人、朝中官员、乃至皇亲国戚都与道教有密切来往。入世心切的李商隐自然不会真的想遗落世外。据一些研究者考证,在玉阳山,李商隐认识了陪同玉真公主一块入道的宫女宋华阳,并与之产生了深厚的恋情。李商隐后来写了大量的诗歌来追忆这段零落未果、痛苦不堪的爱情,如著名的《碧城三首》、《过圣女祠》、《河阳诗》等,莫不是隐晦曲折、空灵飘忽而又痛切惆怅。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二十六岁的李商隐第三次应进士科考,终于及第。据说其中有令狐楚的援引之功。带着登科的喜悦,李商隐来到了令狐楚的兴元节度使幕府。不幸的是,这年冬天,令狐楚卒于任上。令狐楚的知遇和提携之恩,让李商隐铭感终生,他曾沉痛地说:“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恩师的去世将是自己人生的又一大转折,前面正有一连串的磨难在等着他。

  李商隐虽然性格优柔内向,多愁善感,志向却非常远大。他早期不少言志之作,就抒发了“欲回天地”的抱负。初入社会,他的进取之心很盛,对时局国事的关注尤为密切。特别是“甘露事变”后,他写下了一系列感时伤乱、激锐峻切的政治诗,这些形成其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总的说来,商隐早期作品大多还比较明丽,不像后来那样绵邈隐涩,感伤色彩也不是十分浓厚。

  令狐楚死后,李商隐失去了重要的依托。第二年,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聘,他来到泾原(今甘肃泾川县)。王茂元不仅极其赏识李商隐的才学,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的《寄恼韩同年二首》和《无题》诸诗来看,在此之前,李商隐早已恋上了王茂元的千金,而王氏与他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婚后生活非常和美。李商隐终于在泾州找到了他的爱情归宿,但后来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晚唐时期,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斗争非常激烈,持续了四十多年之久,史称“牛李党争”。唐文宗时期正是党派倾轧的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王茂元则属于李党。李商隐成为王茂元的女婿后,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对他十分忌恨,牛党中人更是斥之为“背恩”、“无行”,极力排挤、打击他,对他的名誉和仕途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此,李商隐陷入朋党争斗的旋涡,成了政争的牺牲品。

  开成三年(838),李商隐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本来已被录取,复审时因朝中某官员说“此人不堪”而被斥落。第二年,李商隐应吏部拔萃科考入选,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但仅仅过了三四个月,就被排挤出京师,转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县尉这样的小官俗吏。后来,商隐因同情被逼犯科的穷民而触怒上司,不甘受其辱责,愤而辞职,回到岳父的幕府做书记。

  开成五年(840),唐文宗去世,武宗李炎即位,改元会昌。大唐帝国进入晚唐时期。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做了宰相,李党受到重用,王茂元也被召回京做了朝官。李商隐再次参加吏部考试,重入秘书省。虽然职位不高,却让三十一岁的他看到了希望,凌云壮志再度升腾而起。他期望致力于大唐的中兴,渴望着能被朝廷重用。

  然而不久,李商隐母亲去世,他离职回乡服丧。会昌三年(843),岳父王茂元也死于任所。等到三年服丧期满,重返秘书省时,已是会昌六年(846)了。几个月后,武宗死了,宣宗即位。唐宣宗一上台就大黜李党,启用牛党。身为牛党要人的令狐绹做了宰相之后,李商隐受到打击和压抑,在京没有出路,他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

  两试吏部、两入秘书省、屡遭挫折的境遇,对李商隐此期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题材和内容上,由先前的较多关注现实政治逐步转向关注个人身世遭遇,抒写人生感慨。

  从宣宗大中元年(847)到九年,李商隐辗转各地,绝大部分时间在幕府度过。他先是追随郑亚到桂州(今广西桂林),前后约一年时间,随着幕主南贬,他不得不于大中二年(848)九月回到长安那个是非之地。他在京兆尹府中做了一段书记工作,生活十分清贫,好在和妻儿团聚了。

  大中三年(849)十月,他的旧识卢弘止镇徐州,邀其入幕,并奏请了一个“侍御史”之衔,这是商隐从幕以来所得到的最高幕职。在徐州期间,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快意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大中五年(851)春,卢弘止去世。祸不单行的是,当商隐带着对前途的忡忡忧心踏上返京之路时,传来了爱妻王氏病危的消息。他日夜兼程地赶回去,却永远也见不到妻子的音容笑貌了。

  妻子的死对李商隐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开成三年(838)结婚以来,贤淑貌美、能诗能文的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精神上的知音。后来,当他的最后一位幕主柳仲郢为他物色一位色艺双全的乐伎以做侍妾时,商隐言辞恳切地婉拒了。王氏死后,悼亡诗成为商隐后期诗作中的一大主题。他在诗中寄托自己的哀思,倾诉自己的悲伤,抒发对人生与命运的伤怀感慨。

  尽管才四十岁,商隐从身体到精神似乎一下子变得衰老了。一对儿女还年幼,为生活所迫,他硬着头皮干求官至相位的令狐绹,希望博得他的同情和谅解,最终补了个太学博士的闲官。没过几个月,柳仲郢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他对商隐的文才诗名以及坎坷境遇早有所闻,于是奏辟商隐为书记。大中五年九月,李商隐将孩子寄养在亲戚家,只身远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开始了他一生中羁泊异乡、寄迹幕府时间最长的一段生活。

  梓幕期间,抑郁寡欢的诗人写了大量的思家念友、惜别伤春之作,并且往往都和自己漂泊无依的身世之感联系在一起。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霜寒,一切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那样的凄苦寂寥。那种思念之情和孤独之感简直让诗人无法自持,化于笔端,篇篇深情贯注,充满苍凉孤寂之感。在这些诗的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身心渴望着有一个可以栖息归依的地方。

  这一时期,李商隐事佛之心更强烈了,他与僧人往来酬唱,到僧院听讲佛经,甚至还有过出家为僧的打算。同时,他对早已浸染多年的道教仍继续信奉,并与道流往来。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之后,李商隐无可奈何地想逃避现实,寄情佛道,然而他本质上是一个极重情、极执著的性情中人,他始终都无法忘情政治和人生。

  四十五岁那年,柳仲郢调赴京职,李商隐也随之返京。在柳仲郢的奏请下,李商隐担任了盐铁推官,得以经常往来于金陵、扬州一带,写下了不少咏古寄怀诗。

  大中十二年(858),柳仲郢由盐铁转运使调任刑部尚书,李商隐随即罢职,举家迁回故乡郑州。这年年底,一代诗人就这样在凄凉寂寞中离开了人世,年仅四十七岁。

  “古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的一生有着太多的坎坷、抑郁和孤苦。从十八岁踏入仕途到离开人世的三十年中,他有二十年辗转于各处幕府。远离家室,沉沦下僚。“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晚唐诗人崔珏《哭李商隐》中对他一生的最好总结。比起唐代许多杰出诗人来,他更加生不逢时。在他短短的四十七年生命历程中,竟经历了从唐宪宗到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和唐宣宗六个王朝,帝王如走马灯似的更迭。昔日煌煌的大唐帝国此时已经江河日下、日暮西山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唐朝社会的所有政治弊端都集中在这个时候,更何况李商隐还是“牛李党争”的直接受害者。

  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那些纤柔细小、流离无依的事物,如莺、蝉、柳、蝶、泪、细雨,以及柔弱美丽的女子等,常常是商隐诗中吟咏的对象。

  唐代诗歌经过盛唐和中唐充分发展后已难以为继,晚唐一般诗人的作品创造性不大,题材、境界较为狭小。但李商隐在中唐已经开始上升的爱情与绮艳题材、在向心灵世界深入等方面,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商隐现存诗歌约六百首,多半属于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他以七律、七绝形式写成的抒情诗,尤其是无题诗,是其独特艺术风貌的代表。他的咏史诗情韵深长,善于突破“史”的拘限,真正进入“诗”的领域,将咏史诗的创作往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他的咏物诗托物寄怀,表现诗人独特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在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等类关系处理上作出了新贡献。

  李商隐的诗歌对人的心灵世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拓与表现。他因物兴感,其感触虽常由一点生发,但在抒情过程中渐渐融合多重人生感受,淡化具体情事,而扩展为对整个人生、世情的感知。许多诗歌所写的不只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他不像一般诗人,把情感内容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而是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有某种象征意义,而究竟要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由它们结构成诗,略去其中的逻辑关系的明确表述,就形成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辞意飘渺难寻。因此,对商隐诗意的理解常常众说纷纭。

  非逻辑的、跳跃的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等,这样的非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诗的容量,且留给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因此,在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方面,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领域。

  作为第一流的诗人,商隐诗的风格不仅是隐曲绵邈,也不只是一味沉缅于自我的忧伤,注目于个体的心灵。他的咏史诗,便有不少借历史讽喻现实,表现了诗人热切的现实关怀。

  李商隐的诗是那样细美幽约,深情绵邈,意韵丰厚,以至于千百年来无数人反复咀嚼,苦苦思索。金代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曾喟叹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北宋初年的诗坛,曾有过一阵在形式上模仿李商隐的风雅,人称“西昆体”)清代吴乔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昆发微序》)李商隐确实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自成境界的又一大家。

  展开全部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进士,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

  李商隐由于被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记载,李商隐死后葬于祖籍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

  唐代诗人,晚唐乃至整个唐代,李商隐是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作者。李商隐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展开全部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493333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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